《隋唐人的日常生活》读书笔记

《隋唐人的日常生活》读书笔记

读完一本书以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书笔记了。那么读书笔记到底应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隋唐人的日常生活》读书笔记，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以我这个俗人的眼光看来，一本书的好坏除了内容详实，三观正确，给人以启发之外，更要有趣味性。如果少了趣味性，读起来就多少有些无聊。

能够在寓教于乐中给人以智慧，使人进步，那是所有人求之不得的事。于赓哲先生的《隋唐人的日常生活》满足了我上述的所有要求。

如果你是《百家讲坛》的忠实观众，应该对于赓哲先生不陌生。他对唐代历史文化的研究相当了得，往往三言两语之间，就能够准确概括某历史人物的生平功过，或某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本次出版的这本书，是他根据电视讲座内容整理编辑而来。通俗易懂，简单有趣，分门别类讲述隋唐人的各种生活习惯。配合着唐诗、传奇故事，引经据典说历史文化。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以小见大的历史

诚如本书开篇序言中所写，今天我们关注的历史，更多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非普通人的历史。我们在乎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多于普通民众的日成生活。也正是如此，才让我们片面化得误读了历史，曲解了过去，进而催生出无数狗血的穿越题材影视文学作品。

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过去，了解古人真实的生活细节，那我们就不会被于正那样的二货导演带沟里。于赓哲先生新书《隋唐人的日常生活》为我们揭开了隋唐之际普通人生活的神秘面纱，让我们穿越千年，设身处地了解当时人们的所见、所闻、所想。

衣食住行，无所不有

凡看过这本书的朋友，一定会被书中落地的文字风格所打动。没有那么多生僻的字眼，更不见那些束之高阁的圣人文章，就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一幕幕如同我们今天生活一样的日常琐事。

书中的人有皇帝，有将军，有后宫嫔妃，更多的是普通百姓。第一章就带着我们跟随一个唐代百姓早起，遛弯，穿过长长的大街，绕过一座座坊，去东西两市购物。

他穿什么，戴什么，住什么房子，使用什么交通工具，花钱多少，有何目的，都事无巨细的交代。仿佛这位“导游”不是唐人，而是邻居胡大爷，赵伯伯。当然，也可以是隔壁老王。

除了我们最关心的衣食住行外，隋唐人的婚姻与家庭，礼仪与规范，宗教与娱乐等也分门别类详细阐述。在轻松的文字之下，我们仿佛置身于历史画卷当中，看着那一个个人物来了又走，嬉笑怒骂。他们不是背景板上的死魂灵，更不是金銮殿下磕头如捣蒜的路人甲乙丙丁，而是有血有肉的我们的先祖。

阅读本书，解决谜团

阅读本书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解决很多长久困扰我们的谜团。比方说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买东西要说买“东西”，而不是买“南北”？再比方说当年我们读《卖炭翁》，为什么“牛困人饥日已高”，偏偏不进门吃饭，而是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还比方说李白《静夜思》的床，究竟是胡床还是唐代以后的卧床？

也只有了解到唐代长安城格局，我们才会发现《舌尖上的中国3》中所说，回坊最早建立于唐代的说法有多么不可信。

书中以小见大，把彼时的许多细节拆开来讲，让我们认识到历史车轮不断向前之下，那些被忽略的知识，甚至改变的常识。也只有重新梳理对尘封往事的认知，才有机会更好的理解过去，理解隋唐，理解大唐气息下的点点滴滴。

书中引用了王梵志等人的诗作，借故事来反推当时人的想法。比方说新嫁娘3日之后调试羹汤要先让小姑子尝尝，别让婆婆不开心，比方说买药去哪里，如何配，如何利用宗教迷信麻醉并靠神佛保佑等等。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局限之下，普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看完本书去找茬

对影视文学中的历史错误找茬，已经成为今天我们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而该书囊括类型之丰富，内容之全面，足够为广大读者扫清障碍，明辨隋唐影视作品的真伪。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很简单辨别出许多影视作品中，人物造型服装等环节的夸张无度，也能知道唐人吃什么，住什么，用什么，玩什么。譬如《妖猫传》中空海和白乐天流连忘返的市井生活，很明显就纰漏，历史真实中唐人一出门都是高高的坊墙，哪会一览无余？

而影片中首次露面的【西市】则很好表现出唐代东西两市的繁华，来往宾朋的喧闹。值得点赞。至于李白等人钟爱的胡旋舞，更是精彩绝伦。

多知多懂，不光是为了找茬，而是在找茬过程中巩固自己的知识点，并把这些自己掌握的知识告诉身边的朋友，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我们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

每一次对影视文学错误的纠正，都是一次重新思考的过程。知道的人越多，对影视文学创作者的鞭策和鼓励会更大，督促他们加强学习，以取得更大的进步，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废话不多说了，本次安利到此为止。能力有限书中的精彩之处无法详细例举，希望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自己找来这本书读。一定不会失望！

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对唐代历史中“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也兴盛起来。但是目前这种研究往往比较笼统，不分时代前后、不分阶层高下、不作定量分析，所以常常使人感觉缺乏具体性。鉴于此，黄正建先生的这篇文章就唐代某一时期某一阶层中的某个个人（士大夫代表：韩愈）的日常生活作些探讨，期望在探讨许多不同的个案之后，将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具体化，或者能为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一点参考。

唐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期间（785—824年），被近年来的唐代文学史家规定为中唐后期，是“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也大致可以自成一个阶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史乱后，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出现了混乱，经过肃宗代宗时期的探索，从德宗开始，实行了一系列诸如设立两税、完善俸制、删定敕格、整顿朝仪、理顺使职、发扬礼典等措施，整个贞元长庆间应该说社会已经走入正轨，成为一个整理整顿制度的时期，一个大致有秩序的时期，像代宗“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第二，导致唐代灭亡的几个重要矛盾还没有发展到极端：藩镇割据问题还处于中央和割据藩镇的较量阶段，元和年间甚至取得了胜利；宦官专政也远未达到操生杀大权的程度，宪宗曾对宰臣李绛说，得宠的宦官吐突承璀“此家奴耳……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牛李党争只是初露端倪，从史籍看，到元和末长庆间唐代君臣才开始注意党争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大致是一个相对安定、政治上尚有活力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之后，上述三大矛盾就愈演愈烈，终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所谓“文人型官员”，首先他们是官员，那些没有做官的处士游客，即使能“文”，也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其次他们是文人，那些武将节帅，即使做了大官，我们也不研究，只可以用作比较的对 ……此处隐藏11607个字……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还……及其反葬也，远者或至数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从于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变服之例，而反为之重服欤？”在《与李秘书论小功不税书》中说：“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贫讣告不及时，则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鲜矣。”这就是说，韩愈认为“出行”即“或游或仕”、“男出仕女出嫁”等是“今”是“近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特色，它对传统礼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礼仪制度应该随着社会的这种变化而有所改变。韩愈把“出行”看作区别“近代”与“古代”的重要标志，可见“出行”对于当时人的重要性，同时也可知韩愈确实是一个关注社会生活、关心社会变化的不泥古的文人型官员。

当时在行生活方面还有许多制度。择要而言，第一，贬官时一旦接到被贬的诏书，必须立即离京，一般不得超过第二天，家属则随之也必须离京。韩愈被贬阳山时，“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贬潮州时自己先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于商南层峰驿”。女儿的病死曾深深地刺痛了韩愈的心灵。从文中还可知，不仅贬官本人要走驿路、住在驿中，家属也住在驿里。韩愈诗文中有许多出使乘驿马、住驿中的记载，由此或可说明在贞元长庆年间，唐代馆驿制度还未遭到大的破坏。第二，唐代制度，公事出行每日走多少路，是有规定的。《唐六典》卷三“户部度支郎中”条规定：“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天宝五载（746年）又规定“自今左降官，日驰十驿以上”。唐代一驿是三十里，十驿就是三百里。韩愈生活的贞元长庆间，公事出行是否符合这一规定呢？先看韩愈被贬潮州。查《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四，知潮州“西北至上都取虔州路五千六百二十五里”。韩愈是“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驰上道（据此也可知不得等到第二天——笔者注）……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讫”。此处的“今月”是三月，则韩愈路上用了七十一天，平均每天走八十里弱，速度不是很快。不过，依韩愈自己说，潮州距长安是“路八千”。若依此计算，则韩愈一天走一百多里。元和初，韩愈从江陵回长安，走到“邓（州）之北境，凡五百余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也是一天走一百余里。或者是否可以这样说，唐制，公事出行，骑马一天最低要走七十里，一般在一百里左右。至于天宝年间规定的贬官日行三百里，是太快了一点，所以《资治通鉴》说自从有这规定之后，“流贬者多不全矣”。流贬官日行三百里的规定看来实行的时间不长。但是如果公事紧迫，日行三百里还是需要的。韩愈长庆二年（822年）出使镇州，“日驰三百自嫌迟”，就是每天走三百里。也许由于这次出使镇州消耗体力太甚，两年以后他就因病去世了。第三，唐代制度，在京师，靠“晨昏击鼓”来“启闭”城门，凡出城办事或游玩者，晚上一定要在鼓声停之前回来，否则将被关在城外。韩愈有一次出门，回来稍晚，有些紧张，但“才到城门打鼓声”，回城还来得及。当时不仅长安是这样，估计地方大城市也应如此。韩愈出使镇州，住在太原，“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可见太原也有击鼓制度。第四，唐代制度，“宫门皆有籍禁”，“应入宫殿，在京诸司皆有籍”，无“籍”不能随便进入宫内。韩愈则不仅自己籍上有名，妻子因封高平县君，岁时要入朝宫中，所以也有籍。韩愈在诗中就曾自豪地说“著籍朝厥妻”。但是唐代的“籍”是什么样的呢？宋人注韩愈诗，说“籍，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如果这注释符合唐制，则弥补了我们对于唐代出入宫门的“籍”的制度的知识空白，是一条十分珍贵的资料。

除以上所述衣食住行外，韩愈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内容对于了解文人型官员的生活或者也是有用的。首先是工作时间问题。知道工作时间才能知道日常生活中的休息情况，所以研究当时人的工作时间非常重要。遗憾的是有关资料极少，我们目前只在韩愈的文章中找到了一条。据韩愈《上张仆射书》，他在徐州张建封处任节度推官时，刚上任，就有小吏来告诉他，从九月到来年二月，每天上班时间是“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韩愈对此十分不满，说他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强迫他这样做的话，“必发狂疾”。韩愈建议每天“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即分上下午上班：上午5点上班，干到9点；下午3点上班，干到7点，中午可以休息。韩愈的建议是否为张建封采纳，我们不得而知，也许采纳了，所以他在徐州才能过上“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的日子。由此也可知，在一般情况下，节度幕府中的官吏“晨入夜归”，中午不休息，工作时间很长。

日常生活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交往。按“交往”在当时文人型官员中占有重要位置。韩愈就属于比较喜欢同时也看重交往的文人型官员。在他留下的诗文中，与上司下级平辈官员交往、或与朋友相识亲友交往的记载随处可见。皇甫湜作《韩文公神道碑》甚至说他“未尝一食不对客”。对于韩愈而言，与朋友交往，和他们谈经论诗、饮宴出游，是最令人高兴的事。韩愈在徐州时，朋友张籍来看他，二人“对食每不饱，共言无倦听。连延三十日，晨坐达五更”，可以废寝忘食地一直闲谈一个月。交往在当时还有另一个作用，即用于仕途。没有适当的积极的交往，在唐代是很难踏入仕途的。韩愈曾谆谆教导过一个想去京师考进士的举子，说：“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详择而固交之。善虽不吾与，吾将强而附；不善虽不吾恶，吾将强而拒。苟如是，其于高爵犹阶而升堂，又况其细者邪！”这里，韩愈把“择善而交”视为获取“高爵”的窍门。这是韩愈半生仕途沉浮得出的经验和教训。交往的重要性于此也就可见一斑了。

韩愈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钓鱼。诗文中记载钓鱼的地方不下十处。他在京城钓，“投竿跨马蹋归路”；在洛阳钓，“持竿钓温水”，“鞭马出都门”；在阳山也钓，“投竿而渔，陶然以乐”。到晚年他为刑部侍郎时，由于一贯不喜吏事，“坐厌亲刑柄”，所以更加寄情于钓鱼，“独往南塘上，秋晨景气醒。露排四岸草，风约半池萍。鸟下见人寂，鱼来闻饵馨。所嗟无可召，不得倒吾瓶”，想起没有朋友与他一起饮酒垂钓，心中不免十分悲伤。作为文人型官员，韩愈在日常生活中还酷爱读书。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举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中的话就可以了。皇甫湜说韩愈是“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飧以饴口”。这种废寝忘食式的读书，应该是文人型官员生活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四、结语

有关韩愈日常生活的探讨大致如上。通过研究，我们不仅大致知道了韩愈的生活状况，而且还了解了当时社会的一些情况，比如幕府官员生活水平较高、写碑铭挣钱之多、官员宴会的极盛、租房多而买房不易、出行对仕宦与礼制的冲击等。总之，本文不是全面研究和评价韩愈，只是想通过韩愈的日常生活来展现唐贞元长庆时期一个文人型官员的生活水平、生活内容、生活习俗。

当我们将当时其他文人型官员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的生活也都各各作出研究并且将他们互作比较的时候，一个时代的一个阶层或一种类型的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就会凸现出来。这也许会为理解当时的人的发展变化、制度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的发展变化提供某些生活方面的原因和依据。这就是我们研究韩愈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